中非关系未来将继续深化和发展

近年,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在非洲的参与不断加大。随着对非洲基础设施、采矿、石油勘探以及农业方面的投资和援助加大,中国已成为非洲一支主要的经济力量。
　　在2000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为100亿美元,预计2011年将超过1100亿美元。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从2000年的2200万美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14.4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在中国的投资同期也从2.8亿美元增至13.1亿美元。
　　预计中非关系未来将继续深化和发展。除了在传统行业的投资外,中非在科学、技术以及工程方面的合作有着巨大的机遇。
　　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将是决定性的时刻,应该找出新的机遇,以使科学、技术和工程成为双方外交合作的中心。
　　中国实用主义的胜利
　　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实用主义战胜了意识形态。这种务实做法的核心是强大的技术基础。从中国对技术培训的重视以及工程科学在解决经济问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非洲国家一直在侧重于将科学、技术和工程作为发展的关键动力。例如包括19个成员国的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以“利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为主题,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举办了两次首脑会议。
　　2011年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举行的东南非共同市场首脑会议,同意建立“科技创业园区、重点产业集群,并发展经验交流与共享机制”,其与非洲联盟等其他许多决策机构加强了在发展中对科学、技术以及工程的重视。目前的挑战是找到一个切入点,以促进中非间的科学、技术和工程合作。
　　农业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原因有二:首先,农业转型是1982年中国宪法通过后,中国设立的首批重大项目之一。中国在农业方面采取的很多务实方针极具创造性,而且重点突出。例如,中国以任务为导向的“星火”计划及相关的乡镇企业帮助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这种影响是变革性的,而且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县。
　　其次,非洲国家领导人决心找到一个消除饥荒的长久之道。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既在各自努力,又有联合协作。
　　例如东非国家(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正在合并其国家农业计划,以创建一个农业转型的区域性战略。
　　在农业转型相关的广泛领域,包括信息和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展开与中国的合作,将对非洲战略大有好处,但前提是非洲必须在制度安排方面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创建真正的创新系统。
　　非洲农业面临的挑战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贡献率为34％,并创造了64％的就业机会。农业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的效率至少是其他部门的2倍到4倍。农业增长还促进其他行业的生产率提升,比如食品加工行业。此外,农产品占非洲出口额的20%左右。鉴于这些数字,农业科研和推广服务能产生35％的回报率,以及灌溉项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能产生15%-20％的回报也就不足为奇。
　　早在全球金融和石油危机来袭之前,饥饿就已经在非洲加剧。1990年,1.5亿多非洲人在挨饿;截至2008年,这一数字已增至近2.5亿。从2004年起,营养不良者的比例开始增加,扭转了几十年的下降趋势,使得1亿人陷入贫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长期挨饿,其中许多是小佃农。
　　当地市场上的高粮价使得较贫穷的消费者无力支付,不得不转而购买较少的、营养价值较低的食物,以及将教育和卫生开支用于购买食物。这种饥饿—羸弱的农业恶性循环如不干预将一直持续下去。
　　在过去25年里,非洲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约为3％,但各国差异显著。20世纪70年代,人均增长基本为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人均增长为负。六个国家出现了人均负增长。因此,非洲生产力40多年来基本停滞,尽管在其他地区增长显著,尤其是亚洲由于“绿色革命”出现显著增长。政治优先、投资不足以及政策无效等说法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金融危机加剧了这种投资不足,因为对外借款变得成本更高昂,信贷更难获得,而且外国直接投资减少。
　　非洲的作物种植面积中仅有4％获得灌溉,相比之下,在南亚此比例为39％。非洲广大的农村缺乏可通行道路,这又转化为高昂的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土壤贫瘠亦是一个重要原因,近75％的农田因土壤养分被过度榨取而受到影响。农业人口的人均农田面积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
　　非洲的化肥用量不足世界平均化肥用量(100公斤)的10％。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等五个国家的化肥用量为整个非洲化肥用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平均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农民对每公顷永久性可耕种农田施用13公斤的养料,而在中东和北非,这个数字为71公斤。
　　化肥使用率如此之低,部分原因在于进口和运输成本高昂:非洲的肥料价格是世界平均价格的2倍到6倍。这导致改良种子使用率较低,截至2000年,非洲24%的谷物种植面积使用了改良种子,在东亚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区,这一比例为85％。截至2005年,非洲70％的小麦作物种植面积和40％的玉米作物种植面积使用了改良种子,有了显著进步。
　　应对这些挑战将需要在农业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非洲更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以便将科学和技术知识从研究机构推广到农场。挑战在于制度创新,这可能成为中非再度合作的基础。
　　科学、技术和工程外交路线图
　　非洲农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需要各大学从根本上改变其培养学生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农学院没有像医学院校培养医科学生在医院工作那样,专门培养农学学生在农场工作。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传统上研究和教学是分离的,研发由国家研究机构开展,而教学工作则由大学承担。
　　国家农业研究所运作着大量研究项目,为打造旨在提升创新能力的新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国家农业研究所的教育、商业化以及推广功能。
　　说得更具体一点,将这些功能集于一身将产生专门的研究型大学,其课程将覆盖特定商品的整个价值链。例如,邻近咖啡生产基地的创新高校应发展关于该行业整个价值链的专业知识。这可以适用于其他作物以及畜牧和渔业。这种专门大学不会形成对特定作物的垄断,而应作为学习如何将高等教育与生产部门联系起来的机会。
　　从内部而言,这些新型大学应该重新定义自己的学术重心,以适应非洲大陆面临的改变。这最好是通过不断与农民、企业、政府以及民间社会组织互动来完成。需要建立能让大学获得持续反馈的治理体系。
　　非洲在此方面面临更紧迫的改革诉求,其进程必须包含具体措施。首先,进行农业创新的大学需要有明确的愿景,以及注重实际应用的未来农业领军人物培养战略计划。这种计划应包括将研究从实验室转移到市场的全面路线图。他们还需要定义如何最好地招募、留下并培训未来的毕业生。这些计划应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一道规划。
　　其次,这些新的大学需要改进自己的课程设置,使其与它们所在的社区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它们应该作为地方创新系统或集群的关键枢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位于肯尼亚西部的莫伊大学最近决定收购一家废弃的纺织厂,并使其重新运营,以用于教学目的。
　　无须收购工厂也可以建立这样的联系,例如酿酒厂可发挥关键作用,为生物技术及相关学科提供培训机会。
　　国家农业研究所大多靠近生产设施基地,它们可与这些工厂建立长期工作关系,还可以进入以新知识为基础的领域。例如靠近啤酒厂的国家农业研究所可以发酵知识为基础,积累生物技术领域的专门技术。
　　其他以农业为基础的产业,如糖厂和鱼类加工厂也可进行类似的安排。
　　第三,高校应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在课堂之外获取经验。通过传统的实习和研究活动实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培训还应该包括获取创业技能以及其他形式的体验式学习。因此,教学方法可做调整,以便学生获得经验和直接技能。
　　促进知识从大学转移到农耕群体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实习和社区服务。这些活动应该结构化,进入教学表。他们将实现两大目的:一是使知识从大学转移到农民手中;二是返校学生将给大学带回反馈和教训,用于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与农民互动方式。
　　第四,国家农业研究所有些拓展项目直接与农民合作开展。这种延伸是他们为与农耕群体建立联系而做的一项重要努力。
　　“反向推广”方法有助于加强推广服务。根据该方法,农民和企业家可以有选择地参与“开放课堂”项目,根据自己的选择参加课程。这将使师生有机会在课堂上与农民互动。
　　第五,除学位课程外,从事农业创新的大学还需要将其触角延伸到职业培训领域。大学可以直接通过各种项目,如农民学校实现这一点,或是通过与中学联合。考虑到非洲的人口结构,与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联系显得尤为重要。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大量人口都在上学,因此教育机构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六,创新大学的主要教学任务之一是,通过企业发展将想法转化成商品和服务。因此,训练年轻人学习如何创建企业应该是此类大学使命的一部分。这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如银行、合作社和小额信贷机构等合作来实现。
　　这些活动也可能为基于农村的天使资金或风险机构的出现奠定基础,类似农村发展基金等也可转而用于帮助将大学生的构想转化为新企业。
　　第七,持续的教师培训和研究是保持较高学术水准的关键所在。新的大学应该更多地投资于本科农业教育工作者,以促进有效的研究和教学,并设计新课程。国家农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只需要最低限度的训练,就能掌握必要的教学技能。
　　事实上,他们中不少人本身就参与了广泛的实地培训活动,因此他们本来就在教学了,只是没有教师称号。现有大学的教育学院可为国家农业研究所提供额外支持。如有需要,教师培训机构可以创建旨在传授体验式教学法的特别课程。
　　最后,为教学成绩斐然的教师提供有形奖励和激励,提升了教学的形象,也提升了教育。此外,在所有利益相关者(学术界和产业界,包括私营和公共机构、公司和部门)之间建立更紧密的互利联系会给所有人都带来更多机会。
　　上述路线图仅是中非科学、技术和工程合作中的一个领域。
　　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可以集中在关键技术攻坚任务上,比如基因组学、信息学、空间技术、能源以及环境管理。
　　但如果不进行前面概述的机构改革,这些具体领域的合作很难成功。要创建促进技术升级的、真正的创新体系,需要进行哪些额外的改革？在这方面,中国可向非洲提供大量的经验教训。
　　如果被采纳并获得实施,这些建议将强化创新在中非共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开启国际发展合作的一个新时代。它也将向全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昭示科学、技术和工程外交的出现和实用主义的全球化。
　　非洲大陆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肯尼亚总理——工程师奥廷加(RailaOdinga)提议设立非洲工程技术学院。该学院是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众多高校和研究院建立联系的基础。
　　中非合作论坛正是致力于在农业、基础设施、卫生、能源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等创新相关领域展开工作。其核心是一个基本的心理需求,即建立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加强在技术和工程方面的实际培训。
　　通过在未来几年里以科学、技术和工程为重点,中非合作论坛将兑现其承诺,成为深化双方合作、促进互利发展的主要力量。